《當代學人精品：朱正卷》，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朱正

　　廣東人民出版社請葛劍雄教授主編“當代學人精品叢書”，邀我加盟。我就把正在編的這本書奉獻出來。本書原來擬用《解“解密”》作書名。這是我曾發(fā)表的一篇書評的題目，全篇説的是《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guān)係》第一卷的誤譯之處。用篇名作書名，是因為本書中大部分內(nèi)容，是我閱讀這一部檔案集以及《共産國際、聯(lián)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和《蘇聯(lián)歷史檔案選編》這三部解密檔案的札記：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我閱讀時候的收穫，分析和討論我從這些材料裏看到的歷史事件的真相和細節(jié)；另一部分是我發(fā)現(xiàn)譯文裏的錯誤，寫下來為讀者釋疑解惑，日後編譯者和出版社修訂重印也好用作參考。

　　傅斯年説過：“史學便是史料學?！边@話説得真好。沒有史料，當然不可能有史學。不過要注意：傅斯年説的不是“史學便是史料”，而是“史學便是史料學”。史料本身並不就是史學，史料學才是史學。史料學就是對史料的研究。佔有史料，並不能夠表明已通史學；只有對史料作了深入的研究，才能夠説是入了史學之門。

　　説到史學，人們喜歡引用劉知幾的名論：“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楩楠斧斤，弗能成室。”用今天的話來説：才，大約是指天分或者説智商；學，是指相關(guān)知識或者説佔有的史料；識，就是指判斷力了。劉知幾雖然認為才、學、識這三者“世罕兼之”，我看三者彼此之間還是互有聯(lián)繫的。即使是史才、史識，雖説天分的因素重要，都不是不可以經(jīng)過訓(xùn)練來提高的。至於史學，更只是有待於長時間的積累了。沒有在長時間裏積累廣博的知識，治學就難免空疏，就如同木匠沒有木料和工具一樣。我看這幾本檔案譯文中的一些錯誤，就覺得編譯者在才、學、識這三方面都似乎有所不足，如果相關(guān)知識多一點，有些地方是不會弄錯的。這裡，以《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guān)係》裏面的《尤金與陸定一會談紀要：介紹中國政治運動的狀況》這一件檔案的附件為例。譯者缺少中共黨史方面的知識，不知道那時候正在開展一場“肅反運動”，不知道他在翻譯的這個文件是一件關(guān)於“肅反運動”的重要史料，以致整篇譯文裏根本沒有出現(xiàn)“肅反運動”這個專有名詞，把“肅反運動”全部誤譯為在中共黨史上沒有文獻根據(jù)的“肅清運動”了。這當然是譯文的缺點。不過，我以為閱讀這些有缺點的譯文，對於讀者也是一種史學的訓(xùn)練，要能夠在這些缺點錯誤後面看出它沒有正確譯出來的本意、看出它的價值、它的重要性來。我就是以這種態(tài)度來讀這些書的。

　　我寫這些札記，第一個目的是為了自己看懂它。遇到看不懂的地方，疑心譯文有誤，是在查閱相關(guān)書籍之後才弄明白的。有的年輕朋友不知底細，説我“學識淵博”。其實，我一點兒也不“淵博”，書中我所引證的那些材料，許多都是現(xiàn)買現(xiàn)賣，臨時從手邊的工具書（例如《不列顛百科全書》《中國大百科全書》《蘇聯(lián)百科詞典》《中國共産黨組織史資料》等）裏面搜尋出來的。有些俄文方面的疑難問題，我是向藍英年兄請教才解決的。這完全是為了自己研究的需要。第二個目的就是供編譯者和出版社修訂重印時候作參考了。至於現(xiàn)在把它印成一本書出版，我想是可以供這幾部檔案集的讀者作參考，幫他省下一些勘誤的工夫；對於沒有讀這幾部檔案集的讀者，就算是給他提供一個關(guān)於讀書方法的建議吧。

　　我必須説，這些譯文雖然有錯誤，但是對我的幫助還是很大的，它們大大豐富了我的歷史知識。我根據(jù)其中的材料寫出的關(guān)於瞿秋白的生平、關(guān)於“肅反運動”、關(guān)於“大躍進”、關(guān)於“匈牙利事件”、關(guān)於中蘇關(guān)係的那些文章，就是明證。如果沒有這幾部書，我哪能夠?qū)懗鲞@些文章來呢？這幾部書可説是一座寶庫，我不過剛剛開始發(fā)掘，相信讀者諸君也能夠從其中找到很多的研究題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