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昔日曾在“中正廟”廣場參與過“三月學運”的前學運成員，日前再度聚集廣場向民進黨“討黨産”，抗議民進黨“綠化”他們當年的象徵物“野百合”，他們宣稱要把歷史詮釋權要回來，不讓民進黨繼續(xù)消費。臺灣《中國時報》今日刊登社論指出，在先前中正紀念堂更名的過程中，我們已經見證了執(zhí)政黨如何借由行政機器的操作踐踏一部分人的記憶，而在這次的場景中，我們所見證的則是另一組記憶如何抗拒被收編。 

　　社論説，民進黨企圖收編“三月學運”的歷史資産，其實完全可以理解。畢竟就是因為有一九九○年的三月學運，才會有後來的“國是”會議，才會有後來的資深民代退職，才會有後來一系列的“憲”改，也才會有更後來的政黨輪替。從“三月學運”到民進黨獲得政權，仿佛具有某種歷史進程的必然，民進黨當然認為“三月學運”是屬於他們的記憶資産。更何況，當年不少參與學運的要角，如今都在民進黨中位居要津，不論是“立委”、“部會”首長或是高階黨工等，都有他們的身影。“學運世代”甚至是對民進黨部分新世代成員的標簽，民進黨認為這個歷史事件該是屬於他們的資産，並不令人意外。 

　　社論指出，問題就在於，許多當年曾參與“三月學運”的當事人，並不認同他們所擁有的記憶，應該理所當然的歸民進黨所有。理由很簡單，當年“三月學運”的動員，是為了臺灣的民主改革，不是為了要促成民進黨執(zhí)政。民進黨收割了當年學運的成果，並不等於他們就有特權壟斷“三月學運”的歷史詮釋權。當年的不少學運成員固然已在當今的民進黨內位居要津，但更多的成員卻是散佈在民間社會的各個角落，他們並不樂見屬於他們曾經共用的記憶資産，轉瞬間淪為民進黨的“黨産”，尤其是還糟蹋象徵他們昔日精神象徵的野百合。 

　　先前在處理中正紀念堂更名、拆匾之際，面對藍營的反彈與民眾的嗆聲，好像只會讓民進黨更加的“振振有辭”。但當昔日參與“三月學運”的成員也集體出來嗆聲之後，卻迫得民進黨選擇“靜默”，因為這波嗆聲非關選舉，無涉鬥爭，所提的訴求的相當簡單，相當素樸，就是“不容野百合被染綠”，變成“爛百合”。“三月學運”是屬於當年所有曾在廣場靜坐抗議學生們的資産，它的價值就在它的主體性，容不得任何政黨理所當然收編成為自己的“黨産”。 

　　問題演變到這個階段，還不夠清楚嗎？還不能促成民進黨再重新思索嗎？事實上，從一九九○年的“三月學運”以後，這個昔日曾為紀念蔣中正“總統(tǒng)”的廣場早就解嚴，十多年來曾有多少政治或社運團體在這廣場的空間中留下了他們的軌跡？這個廣場早就屬於人民所有了；至於建物部分，有人稱其為中正廟，有人持續(xù)以中正紀念堂視之，從沒人覺得不自然。如果認為“中正紀念堂”的名稱已不合時宜，當然可以改，如果認為“大中至正”的牌匾讓人聯(lián)想到威權，當然也可以拆換，但絕對不是像民進黨這次這樣，以一種行政粗暴取代昔日的威權粗暴，以一種“一元思維”淩駕另一種“一元思維”。畢竟在整個更名、拆匾的過程中，只見蠻橫的修改行政命令，沒有開過任何一場公聽會，更別提召集過任何民間的審議對話，最後除了民進黨自己滿足了“去蔣”的消費，捧紅一名“教育部”主秘，沒有人因此感受到任何“轉型正義”的召喚，卻只嗅到濃烈的撕裂社會、選舉動員的氣息。 

　　社論指出，這種在刪除記憶上所表現(xiàn)的粗暴，同樣也反映在他們收編“三月學運”記憶的作為上。對“野百合”象徵的綠化，在他們看來是理所當然，就如同他們對更名、拆匾的作為一樣，所有持異議者都被污名化，擺明瞭反正行政權在我手中，我要怎樣就怎樣，你又能奈我何？“大中至正”牌匾説拆就拆，“野百合”圖騰要放哪，要著什麼色，館內要玩什麼裝置藝術，都是民進黨片面説了算，這種作為，不正恰恰好違背當年“三月學運”所標榜的民主、多元與包容的精神嗎？ 

　　一場“野百合”的同學會，也許在現(xiàn)實上改變不了什麼，但至少這些昔日的學運分子傳達了一項嚴肅訊息：某些記憶是不容被粗暴收編的，某些符號資産也是不容被輕率篡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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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3月16日-3月22日，臺灣萬名學生在中正紀念堂前集合，要求“國民大會”解散、老“國代”下臺，為臺灣近代最大規(guī)模的學生運動，史稱“三月學運”或“野百合學運”?；仡欉^去十年臺灣“修憲”，“三月學運”是一個關鍵的轉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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