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成立“中國事務委員會”後，有媒體評價其把一張推進民進黨兩岸政策改革的“好牌”打壞。澳門《新華澳報》今日刊載署名富權的文章分析蘇貞昌對調整民進黨兩岸政策“戒急用忍”的原因。
全文摘編如下：
民進黨主席蘇貞昌把一張成立黨的最高位階兩岸事務決策機構的“好牌”打壞，其實是他在剛接任民進黨主席之後，對調整黨的兩岸政策，恢復“中國事務部”，及設立最高位階段兩岸事務決策機構“中國事務委員會”持抱“不急”態(tài)度的延續(xù)。也就是説，此前曾經(jīng)公開説“不急”的蘇貞昌，其“不急”是反映在他遲遲未有執(zhí)行前主席蔡英文在臺灣地區(qū)領導人敗選檢討報告中提出的必須調整黨的兩岸政策，因而也就拖延恢復“中國事務部”及成立“中國事務委員會”等“不作為”表現(xiàn)方面；而在另一位前主席謝長廷登陸進行“開展之旅”，黨內要求建立“民共平臺”的呼聲日趨高漲，而中共十八大報告對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fā)展，提出了合情合理的政策，對民進黨中央造成了一定的壓力，迫使蘇貞昌不得不成立“中國事務委員會”，應對黨內“交流派”的訴求之後，卻還是從各方面因素綜合考慮，仍是對實質性的調整黨的兩岸政策持抱“不急”的態(tài)度，並以從名稱到定位、職能任務、工作方式等，均是堅持“一邊一國論”的“中國事務委員會”，來作為實施“不急”策略的“擋火墻”。因此可以預料，在短中期內，至少是在2014年“七合一”選舉之前，“中國事務委員會”仍將只是一個“擺設”，其成立只是為了應對黨內“交流派”的壓力而已，蘇貞昌並不打算讓其真正發(fā)揮作用，他對調整黨的兩岸政策的態(tài)度，仍是“戒急用忍”。倘此判析成立，也就可以解釋，蘇貞昌為何要故意將一張“好牌”給打壞了。
蘇貞昌此前對調整黨的兩岸政策之所以“不急”，主要是基於以下幾個原因：其一，蘇貞昌剛當選並出任黨主席時的戰(zhàn)略意圖，是“和陸必先安內”，進行交流不急。實際上，蘇貞昌的主席之路並不坦順，是在衝破“四打一”的圍剿才到達的，其得票率剛剛過半，還有接近一半的黨員並不支援他。因此，他當時的主要任務，是必須鞏固權力，盡可能爭取和團結大多數(shù)黨員，而不宜分散精力，去處理當時並不急迫的兩岸關係問題。他的一句“要做桶箍”，就充分反映了他當時的心態(tài)。
其二、蘇貞昌不願再作“為他人作嫁衣裳”的蠢人。倘蘇貞昌在其第一個主席任期內就進行兩岸交流的工作，但卻在2014年的第15屆黨主席選舉中倘是輸給了捲土重來的蔡英文，豈非是讓蔡英文坐享成果？
其三、蘇貞昌即使是在2014年5月的黨主席選舉中打敗蔡英文獲得連任，但在2014年還有一個“七合一”選舉需要面對。一方面，他必須集中精力，打好“七合一”選舉這一仗，而無暇顧及兩岸關係；而另一方面，“七合一”選舉是地方型選舉，兩岸關係議題並不是選戰(zhàn)議題，也沒有調整的急迫性。更重要的是，蘇貞昌倘若打輸了“七合一”選舉這一仗，就必須按照民進黨的慣例引咎辭職。倘此，此前所進行的調整兩岸政策努力，就將由按黨章規(guī)定補選繼任者、而極有可能是蔡英文享受。
其四、蘇貞昌“武大郎開店”心態(tài)嚴重，還得提防謝長廷喧賓奪主。蘇貞昌在當選黨主席之後，為了團結“英係”以外的黨內次要敵人，打擊蔡英文這個黨內主要敵人，曾將在2017年黨內臺灣地區(qū)領導人初選中結下的怨仇拋開一邊，表態(tài)在設置“中國事務委員會”之後，將由謝長廷來“打骰”。這使得謝長廷懷有極大的憧憬，並進行了多項“熱身動作”，包括提議在黨內進行“中國政策大辯論”。但這卻引起蘇貞昌的警覺，擔心謝長廷將會借著主持黨內“中國政策大辯論”的機會，在協(xié)調鼎鼐黨內各派系不同觀點的過程中，成了各派系的“共主”，就會是“影子黨主席”。在蔡英文已經(jīng)成立“小英基金會”，儼然是“另一個黨中央”。這讓蘇貞昌不得不有所顧忌，擔心謝長廷將會喧賓奪主、反客為主，再與蔡英文合作，在2014年的第15屆黨主席選舉中，奪了自己的主席大權。
而在目前，蘇貞昌即使是已經(jīng)恢復了“中國事務部”，還設立了“中國事務委員會”，但這些均只不過是在黨內壓力之下的權宜之計，他還是認為調整黨的兩岸政策“不急”，因而仍是採取了“戒急用忍”的策略。因此，原本被黨內“交流派”寄以“民共平臺”厚望的“中國事務委員會”，就變成了一個“升級版”的“中國事務部”式的幕僚機構，而且只是兩個月開一次“神仙清談會”，根本無意推動調整黨的兩岸政策。
在蘇貞昌走向“2016”的道路上，還有一道“坎”，就是在“七合一”選舉前，民進黨將於2014年5月進行主席換屆選舉。而此時已經(jīng)不再受“連選得連任一屆”限制的蔡英文，勢必會捲土重來。而從去年民進黨臺灣地區(qū)領導人黨內初選的結果看，蔡英文的實力不低；還有今年5月的民進黨主席選舉，蔡英文即使沒有親自上場，也自有人願意為她代打，從而形成實質上的“蘇蔡大戰(zhàn)”。在到了蔡英文的“本尊”出場之時，還不知鹿死誰手。因此，一方面，蘇貞昌目前的主要目標，並非是為2016年臺灣地區(qū)領導人選舉未雨綢繆的，而是鞏固自己在黨內的權力，首先要打好黨主席的“保位戰(zhàn)”，因而調整黨的兩岸政策並“不急”；另一方面，正因為2014年的民進黨主席選舉尚未知鹿死誰手，因而倘若蘇貞昌目前就對黨的兩岸政策進行調整，倘主席選舉不敵蔡英文，豈非是讓蔡英文白白地享受他辛辛苦苦的成果？他才沒有那麼笨。
因此，在目前而言，民進黨不存在調整必須兩岸政策的壓力及需求，蘇貞昌把黨內“交流派”的訴求及論述，統(tǒng)統(tǒng)當作是“耳邊風”甚至是“偽命題”。按此思維，在2016年臺灣地區(qū)領導人選舉之時，倘馬當局的政績仍沒有起色，就更將會讓蘇貞昌認為不過如此而已，民進黨也就更不需調整黨的兩岸政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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